去年夏季最热的那段日子，因了某种契机，我追记了自己的某些阅读经验。当然我也明白，追记即选择，我肯定将那些经验重新组装过了。
也如一些家境许可的孩子，我的阅读是由“童话”、“民间故事”开始的。母亲当时在省教育厅上班，不知经了怎样的交涉，我被许可了在那单位的小书库中搜寻想读的书。当年的儿童决不如现今的课业负担沉重，我像是将那类书读了很多。记得当时令我感动的，并非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、灰姑娘或那个著名的木偶皮诺曹，而是一篇似乎是俄罗斯的故事，《一朵小红花》。我不知那书属于正宗的“民间故事”还是文人创作，也不知这作品是否还保留在儿童文库里。打动了我的，或许不只是那故事，更是那故事展开的方式，和弥漫其中的哀伤气氛。
这种阅读自然鼓励了冥想。其时的我常常会期待奇迹，痴痴地看着一片树叶，试图相信它是由某种神意幻化而成的。自然也想象过自己做了公主；但关于多情王子的期盼，在记忆存储中却了无痕迹——当然也可能是它们被最先过滤掉了。童年冥想的习癖对此后的人生想必影响深远——这一点留待今后再去寻究。现在能说的是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，在已成大人以至老人之后，我仍会在一个失眠之夜，想象有那么一张飞毯。只是多少有点煞风景的是，随即想到的，是一些极实际的方面，比如那飞毯是否有保温功能，能否将我裹在一团温暖之中。
这期间也曾爱听鬼故事。邻居中一个善讲此类故事的大妈，常以此为诱惑。我至今还隐约记得袜子在屋顶上跳一类情节，只是不敢确信是由那位大妈那里听到的。每晚都吓得要死，却又忍不住去听。当然，待到长得稍大，就明白了可怕的更是人。有一时因读多了苏联的侦探小说，夜间如厕时，为幻觉所惊吓，大叫着狂奔出来。直到80年代初，还因一部关于“百慕大三角洲”的恐怖片而惊栗不已，临睡前不但将前后阳台巡视一过，还用了电筒窥探了床下。查看床下的事，这前后还有过。在更成熟老到者看来，这或也是“童心”的一点遗留？
童话阅读的下一程，即现实主义与“批判现实主义”，反差强烈，其间像是全无过渡。我现在宁愿相信，对苏俄文学的过早接触，对我的“童心”是摧毁性的。它们将我强行推出了童年。这之后即使没有全然失去、却也不曾真正找回“童心”。在这一过程中渐渐丧失的，自然就有好奇心。《封神》甚至《西游记》从来不曾引起过我的阅读兴趣。《西游》读了一部分，中途放弃了。至于正待跻入“经典”之列的金大侠所作，则连打开的念头也不曾有过。由此看来，我作为“文学研究者”的资格，是否应当受到质疑？对科学幻想小说也几无涉猎，至今不曾碰过儒勒·凡尔纳。也不大喜欢好莱坞的科幻片，想不通美国佬何以能醉心于如《侏罗纪公园》一类制作。这与“成熟”之类无关，只能归因于心理的早老。由此想到关于美国佬“傻”的说法。这“傻”又何尝易得！我们则是太聪明了，因而随处充斥着机诈权变。
那种美式“科幻”，岂不就是成人们的白日梦？即如“时间隧道”之类，正属于人类世代的梦想。前些年短期客居香港时，曾有一部“时光倒流七十年”的言情片，熟人郑重地向我推荐过。无论是否懂得相对论，是否看到过那幅关于钟表时间的著名的画，你对这类梦都不会陌生。至于近期所看而令我感到兴味的，则是一部关于老人院的老人乘了外星船飞升的影片。即使那片子的制作远非精美，也不妨读作一则真正的“老人童话”，其中盛载了最为普遍的老人梦想。那片中的外星，正是“天国”。即使全无“宗教意识”，我也常想到“天国”。而善于作成人梦、能源源地制作出“成人童话”、“老人童话”的，想必是衣食丰裕的幸运的人们。
“梦”与“梦想”固然有语义关联，“梦想”在通常的运用中，却更可与“理想”代换。我曾写过记梦的散文，“梦想”却像是一个远为难作的题目，太容易为了求深而刻意经营，大约由儿童作来更为适宜。2000年到来的前夕，由媒体读到国外儿童有关未来的梦想，那些想头确实可爱，我却惊讶何以那些梦几乎全不涉及“贫富”。或许那些国家都早已富了起来（但首富的美国不也有大批无家可归者吗？），更可能的是，贫穷只是未曾真的进入儿童的视野。这又有几种可能：接受采访者大多为有某种背景的孩子；成人出于保护意识，不给他们看到这世界的丑陋与残缺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不知这类保护措施是否明智。
至于说到自己，如若我此刻承认至今尚能感动于老杜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，或许会有人怪笑的吧。因了在贫穷的中原长大，惯看了贫困对于人的侮辱与剥夺，尤其行乞老人凄楚无助的眼神，我始终不能忘怀杜诗的悲怆旋律。无论将被怎样指为虚矫，笑为浅薄，我仍然愿意说，一个普遍温饱的世界，一个给予老人人的生活的世界，是我此刻最梦想的。这自然也是白日梦。近一时处理明人有关“井田”的言论材料，重又听到了其时的士人以各种方式重申的古老的“均平”理想。我不懂得罗尔斯或哈耶克，也不知能否运用（或只是借用）“社会公正”这概念于我所研究的那时代，我却知道在中国的士人，由杜甫所经典地表达的，是怎样顽强的想望，其中有着怎样的真诚。
我曾自惭于自己的脆弱，终不能如鲁迅写在《求乞者》中的深刻透辟。似乎由比较早的“早年”起，我就惧怕面对贫困，在这方面，有适足以自虐的病态敏感与想象力，“过目不忘”且“念兹在兹”的记忆力——亦“不宜于生存”之一证的吧。幸而得书斋庇护，少却了许多“直面”的机会，然而一旦遭遇，仍不堪其苦，直欲逃入虚空。有时甚至会有冷酷的念头，想到那人何以还活着，而不寻求“解脱”。据报载，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，我不知这统计数字是否包括了中国，而有关的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——我们真的作过负责任的统计吗？这类统计是否真的达于穷乡僻壤、边远山区？老人的境况是否受到过特殊的关注？这贫富日益分化的世界令我恐惧，在对我造成直接的生存压力之前，心理的重负已令我不堪承受。我自恨不能自欺，不能在偶尔瞥见时背转身去，不能麻痹自己，无论是“未来光明”的许诺，还是“必要代价”的名义——如此大量的贫困难道真的属于正常而不可避免的“历史过程”？
在经历了辛苦麻木通常无梦的中年，进入渐多怪梦的老年之时，我已久违了缤纷的梦想，甚至不惯使用“理想”一类字眼。“大同世界”尤其不是我此刻的梦，我宁愿相信那世界只在天国，那艘老人船所要飞往的天国。
在美国那位著名的马丁·路德·金之后，人们仍在使用他使用过的激动人心的题目，《我有一个梦》。只是在金的讲述之后，已难以再有同样精彩的讲述。但这仍然是一个好题目。尽管在这题目下，我作出的只能是如上的平庸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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